。他们应暗示西夏来索要土地，然后以还地为基础与西夏签订新的和平协约。这样大宋就站在道德和礼仪的制高点。西夏再有奸谋，就会“人神共愤”，自取灭亡。

也正因如此，当大宋给西夏送地，西夏和青唐以为大宋衰弱而举兵犯境时，元祐大臣没有提议整备兵戈、重修堡城，而是提议在边塞张贴榜文，细细阐明哲宗继位后对西夏的各种恩赐。西夏国主就会感到惭愧和敬畏，无法号令下属，大宋必取全盛。

更正因如此，种谊、范育等人将西夏与青唐打退后，苏辙才会要求罢免种谊、范育等人，认为他们抗击西夏和青唐打过了头，打到了西夏境内，夺取了西夏的土地，让大宋陷入了道德困境。

他指责朝中支持种谊的人背弃儒者所学，贪小利而失信夏人。此次战争“夏人引兵十万，直压熙河境上，不于他处作过，专于所争处杀人”，是“此非西人之罪，皆朝廷不直之故”。大宋应该继续割让兰州，以重新站回道德的制高点上。

而以上关于割地求和便能永保和平的提议和执行，都在大宋内部讨论，没有和西夏进行任何谈判商定。大宋以为自己道德了，西夏就一定会遵循自己的道德。

割让四寨给西夏的决定，大宋甚至是以“下诏”的方式直接“施恩”西夏，命令西夏拿了地就别再起争端。等西夏拿了地后继续攻打大宋，大宋高太后和元祐大臣就跳着脚破防，觉得西夏人你咋这么不道德。

然后呢，西夏人不道德，大宋人就要更道德，循环往复了。

从后世人，尤其是现代人的三观来看，仿佛在看一种不可名状之物。

可在当时看来，司马光、苏辙等人的主张才是主流思想，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是重“正名”而轻“小利”。他们并不是“卖国求荣”，擅起兵事的才是“卖国求荣”。

自宋太宗北伐失利之后，整个大宋从朝堂到士林之间的风气就转向了病态地恪守国家的道德。宋人比起军事更重道德，因道德和礼仪而自信。辽国打了胜仗，但他们是不道德的，所以大宋仍旧强于辽国。

发展到宋仁宗时，整个国家主流思想已经异化到了连大宋打了胜仗，因为大宋不道德，所以大宋仍旧输了的论调。

曹暾对司马光、苏辙等人没有太大恶感，也是因为如此。

宋高宗、秦桧，以及后世的卖国者是知晓对错，知道自己在卖国，他们的行为就是奔着犯错去的。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是罪人。

而元祐党人则是延续宋太宗以来的宋儒和大宋朝廷的主流观点。当时整个大宋就是以此为道德准则，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——其实一些庆历君子的思想和他们差不多，只是没有付诸实践。

曹暾不尊重，但理解，知道他们是历史局限性，倒不是真的坏。

程颐还在侃侃而谈，说的都是大宋如今主流的陈词滥调。

不过因为大宋没赢，所以他倒是没有说大宋赢了也不道德，只说西夏人赢了大宋不道德，所以大宋还是比西夏强。

在场的人频频颔首，即使是张载等长安边民，也没有对程颐的话有任何异议。

曹暾看向范仲淹。

夫子的神色倒是有些复杂。奇了怪了，元祐弃地的支持者范纯仁和范纯粹都是夫子的儿子。他们受夫子言传身教，所言所行不该是夫子所思所想吗？

唉嘛，整个大宋就是这样子啦。

所以曹暾即使有可能当上大宋皇帝，他也没有任何干劲。

区区一个皇帝，还想改变整个大宋百年风气？祖宗之法警告！

摆了。

曹暾假装自己年幼体弱，坐不住了，往范仲淹身上一靠。他两眼迷蒙，开始发呆。

程颐见曹暾坐歪了，止住话头，温和道：“可是我的话让你无聊了？”

曹暾非常不客气地点头：“我年幼，听不太懂，困了。”

程颐：“……”这厮好不礼貌！

张载略带慌张地看向范仲淹。

范仲淹却没有批评曹暾，而是担忧地将曹暾抱到怀里：“可是累了？累了我们就先回家休息。”

曹暾摇头：“不累，只是我刚启蒙没几年，听不太懂。”

范仲淹：“……”以你的年岁，就是从出生起就开始启蒙，也叫启蒙没几年。

范育见有人打头阵，开心地释放了自己的哈欠。

他掩着嘴道：“是、是啊，我也刚启蒙，听不懂。头好晕。”

程颐：“……”无知顽童真讨厌！

程颐虽然有点不开心，但也没生气。他知道自己说得很深奥，不是顽童能听懂的内容。他说给在场长辈听的，又不是给顽童听的。

不过自己一人说了太久，似乎有些不合规矩。程颐反思后，起身对曹暾和范育作揖道：“是我太激动，说太多了。”

曹暾摇头道：“不是兄长的错，是我无知。”

范育跟从道：“啊，对！”

程颐瞥了一眼范育，心里默念，这是顽童，